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张抗抗这位充满理想的作家，在同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里大显身手，创作出一篇篇有影响的作品。 自《分界线》和《爱的权利》开始，张抗抗的小说就屡受关注，《淡淡的晨雾》《夏》分获1981年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为她赢得了声誉。中篇小说《北极光》，因“故事的与众不同，赋予独创性和作者独立的思考”①（159），成为作家最为喜爱的作品之一。 这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1981年、1982年间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文学批评上的一个“热点”。 在潮水般褒奖的声音之外不乏批判，《光明日报》 在1981年11月26日开辟了题为“关于文艺创作如何表现爱情问题的讨论”专栏，认为“广大读者”对“一些作品”“在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社会主义事业和爱情与道德描写，表示了强烈的不满”②。 所谓的“一些作品”就是《北极光》。众多文章的批评矛头直指《北极光》中的女主人公陆苓苓，认为陆苓苓在选择婚姻时游走在三位男性之间，无疑是对传统婚恋观念的抛弃，这是一种“道德败坏行为”。 在持续了近一年的争议中，批评者的焦点始终围绕着小说中陆芩芩对三个男性的选择，以及陆苓苓面对爱情选择时的道德问题。 面对这种局面，1982年，张抗抗发表创作谈《我写〈北极光〉》，承认这种选择的确是小说的“关节点”。不过她特别提醒大家并没有重视“北极光”的“意境”，她认为这是自己对“人生的希望”③。 时至今日，当年的争论已经烟消云散，本文试从女性对“自我”的叙述和关照的角度入手，分析主人公陆苓苓理想的失陷。

一、理想与历史的错位，“自我”关照的失效

北极光作为一种自然现象， 在小说中被刻画得非常美好而神奇：北极光“像闪电、像火焰、像巨大的彗星、像银色的波涛、像虹、像霞……”北极光以瑰丽多彩的光芒照耀和笼罩整个作品，作为整体性的象征意象，呈现出重大的结构性意义。 “北极光”作为一种象征，寄予着人生理想，照耀和牵引着主人公陆苓苓的心灵之路。

作为人生理想的代名词， 北极光在文中一共出现了五次。 陆苓苓对北极光最初的认识源于考察北极光献出年轻生命的舅舅，“谁要是见到它，谁就能得到幸福”，成为陆苓苓追寻北极光不懈的动力，成为她“许多年一直憧憬的梦境”。为了寻找这道奇异的光束， 陆苓苓在十八岁时报名到祖国最北的漠河插队，由于“到处在抓阶级斗争，你去找什么北极光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特殊的现实环境，让她隐藏了想去漠河插队的真实原因。 那么，第一次对北极光的追寻就明确地预示着作为女性的陆苓苓在个人理想与时代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与错位。 对北极光的第一次追寻可以说以“失败”告终，留给陆苓苓的只是精神上的无助焦虑与茫然无措。 主人公陆苓苓第一次追寻北极光的遭遇告诉我们，在男性作为权利话语主体的时代下，女性个人化的理想追求及对自我实现的追求都会被历史的声浪淹没。 小说并没有就此结束陆苓苓对北极光的追求，而是为北极光所代表的理想赋予确定性内涵：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在对爱情对象的追求中找到自我、完成自我。

《北极光》“一女三男” 的故事模式与五十年代末出版的《青春之歌》如出一辙，只是《青春之歌》作为一部经典的革命叙事作品， 女主人公林道静通过一个又一个引导者的启示和帮助与过去小资产阶级的自己作了告别， 并选择离开余永泽，与江华在一起，实际上是走向革命的一种隐喻。似乎预示着女性对理想的追求是依附在男性身上的， 女性在选择爱情伴侣时往往也是自己理想人生道路的选择。 《北极光》中，一个选择伴侣的故事无法也不可能如《青春之歌》那样展开。 那么，陆芩芩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心里就被赋予了合理、合法性。 并且，与林道静有众多的引导者不同，陆苓苓仅有一位引导者，一位在农场认识的“觉悟”不高的知青大姐：

芩芩只有一个在农场认识的大姐， 她是老高三的北京知识青年，如今已回了北京。 她在农场时就对芩芩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而爱情就是在对象中找到‘自我’，是对自己一种更高的要求、更好的向往和归宿。建立家庭是容易的，而爱却是难以寻觅的，因此，它又是无限的。 ”这段话芩芩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在生活中却是如此难以付诸实现。 她一次也没有在对象中找到过“自我”，她甚至不知道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

文章来源：《北极光》 网址: http://www.bjgzzs.cn/qikandaodu/2021/0223/638.html